泰國固權安民的法寶：歷朝護持佛教傳承的文化脈絡-下篇

公元1767年華泰混血將軍鄭信(Phya Taksin)率兵打敗緬軍並建立吞武里王朝後，對於被緬甸在大城陷落時期，遭受到破害的佛教徒及佛教文物積極進行復原工作。鄭王下諭要求在戰亂期間奔走各處避難的流落僧人，全數回歸到原來佛寺，並給與各種資源協助；另聘請有德學的高僧來吞武里王都安住，冊封僧爵及職務以推行弘法工作，並淘汰不良出家僧眾及鼓勵優秀僧人。鄭王亦協助蒐集於戰爭中散失的巴利三藏及各類經典，如有缺失不全者，便求助柬埔寨等國予以抄寫補齊。

公元1778年鄭王派兵征服永珍後，迎回一尊翡翠玉佛，即現今供奉在泰國大皇宮玉佛寺內的鎮國之寶。經查考由一位泰僧用巴利文撰寫的「玉佛傳」記載：約在佛滅度後四百年，由印度龍軍論師以七塊翡翠綠玉雕造，高60公分，寬48.3公分，在頭、肩、腹、膝等部位，內藏九粒佛陀真身舍利。這尊玉佛在南印度供奉約一千年，之後玉佛被一位戰敗王子帶著逃往斯里蘭卡，再獻予斯國國王供奉。公元十三世紀，斯里蘭卡上座部佛教傳入泰國，斯國王便將玉佛贈予素可泰王朝。其後因泰境內長久戰亂，人們對於玉佛及其相關歷史都已淡忘，直至公元1433年在泰北清萊一座被雷擊的寶塔中，因佛身上一片貼金脫落，現出燦爛玉質而被發現，當時清邁王便將玉佛迎至南邦供奉，及至公元1468年又迎至清邁一所佛寺，再於1551年移至琅勃拉邦，又經過33年後，因懼緬兵入侵，遂將玉佛遷移至永珍供奉。

公元1782年吞武里王城發生叛亂，鄭王心腹昭披耶卻克里將軍被部眾擁立稱王，成為今日卻克里王朝開國君王－拉瑪一世(Rama I, 1782-1809)。拉瑪一世即位後，除了藉由武力開疆拓土保衞國家，致力打造曼谷重現大城王朝榮景之努力外，亦不遺餘力地推動佛教復興工作，首先是重新建立僧伽制度，發佈一系列針對僧人紀律的宗教法規，諭令恢復過去被鄭王革職的僧王，重新委任多位高等僧伽尊長管理僧團，並強調國王有護持僧團的責任，積極運用王權公布近十道敕令，要求比丘們須忠實地宣揚佛法和守持戒律，要求所有比丘要隨身攜帶身分證明，同時亦載明比丘犯根本戒時，須遭擯棄驅逐罪及懲罰還俗或服勞役等規定。

拉瑪四世蒙固未即王位前，曾為比丘二十七年，除潛心修學佛法，深入三藏及各種註釋外，並精通巴利語、梵語及英語等，為了改革佛教提倡嚴格戒律，遂於1829年創立「法宗派」，要求僧眾必須潛心研讀佛經，具備學習和翻譯巴利文經典的能力，同時規範僧人須嚴守衣著、儀式及不持金銀等戒律，居士則須按規供養僧人。蒙固國王認為，學習佛教經典比打坐禪修更為重要，因為禪定是無法捉摸，而巫覡之術更是虛幻，只有經文和戒律才是佛教正道。

泰國富有學院風的佛教部派－「法宗派」，雖然僧眾人數較少，但其路線高端且專攻菁英，而原有大多數不屬於「法宗派」的舊僧團則被稱為「大宗派」，但人數眾多而流派龐雜且雄踞民間。泰國貴族佛教的「法宗派」和草根佛教的「大宗派」分流近二百年後，兩派僧眾與信徒人數的比例約為1：16，雖然「大宗派」人數遠較「法宗派」為多，但後者卻長期占據泰國佛教界高層，在高官權貴等精英階層中占有優勢，現今第20任僧王「頌德帕摩訶穆尼翁」即相承自「法宗派」一脈。

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大帝在位期間，對於護持佛教同樣不遺餘力。五世王於公元1888年委託在「法宗派」母旺尼域寺出家的王弟金剛智領導編修巴利三藏，將原先的古柬埔寨文字改為泰文字母，並參考斯里蘭卡及緬甸的巴利文寫本校訂，最終編成三十九冊，印刷一千部，不僅成為南傳佛教國家，更是世界上出現最早及最完備的巴利三藏印刷紙裝版本(此前逾1,900年間的『巴利三藏』均以貝葉為載體裝幀流傳)。朱拉隆功國王陸續於公元1890年及1893年諭令，在曼谷大舍利寺及母旺尼域寺分別成立「大舍利學院」及「皇冕學院」，各自做為大宗派及法宗派修習高級巴利語及高級佛學的研究中心，後來這兩所學院亦於拉瑪九世蒲美蓬期間，分別改制為「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及「皇冕佛教大學」，其等就學資格限為比丘和沙彌，做為培養與發展高等僧伽教育的最高學府。

泰國比丘尼及沙彌尼的傳承制度早自十九世紀初已斷絕，但有一種長期或終生受持八關齋戒的學法女，亦得接受剃度，身著白衣(並非袈裟，是一塊長條白布披裹在身的形式)且可寄住佛寺內，聆聽住持或耆德比丘的教誡，同時可接受信施者供養，這種特殊的修行實踐可說是南傳比丘尼制度斷絕傳承後，另為女子出家闢立的一種方便形式。

泰國王室及政府高層為了傳承佛教文化及落實佛教精神，不斷呼籲泰民要踴躍參與政府機關與佛教機構主辦的佛節活動，其目的是希望藉由禮佛儀軌為國家的順利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及家庭幸福祈福，希望泰民多去寺廟齋僧、拜佛、聽經，同時在日常生活中認真持戒和奉行佛陀教導，切實做到諸惡莫作與諸善奉行的境界，自然達到國家穩定與社會和諧，成就王室與政權歷久不輟的長遠目標。